鸿蒙中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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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译出，我在翻译这本书，根据目前进度，估计不出一个月能够完成。届时欢迎批评指正。]

导言
将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把1978-80这几年视为世界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革命性转折点。1978年，在一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由共产党管制的经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朝向自由化的转变道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邓小平规定的道路是：以史上罕有的持续发展速度，在二十年之内把中国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开放的资本主义动力中心。而在太平洋彼岸与中国完全不同的环境下，一个相对陌生的人物（现在是众所周知了）——保罗·沃尔克——于1979年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并在数月内彻底改变了货币政策。美联储此后不计后果地（尤其是失业问题）遏制通货膨胀。大西洋对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79年5月当选英国首相，下令限制工会力量并终止国家持续十年之久的滞胀惨状。接着，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以其待人接物的个人魅力，将美国带上了一条复苏经济的道路——手段则是通过支持沃尔克在美联储的行动，加之一系列特殊的政策配合，以限制劳工力量、为工业、农业和能源开采业松绑、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解放财政能量。上述震源产生了革命性推动力，而这些推动力的传播和反响看来要使周遭世界的面貌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这些广泛而深远的转变并非偶然。因此，我们需要考察的是，这种新的经济结构——通常被归在“全球化”一词下——借助什么方式手段从旧的结构内部迸发出来。沃尔克、里根、撒切尔和邓小平所采用的论证都是长期存在于话语流通中的非主流部分，他们把这些非主流论证变成了主流论证（尽管无一不经历了漫长的努力）。里根复苏的共和党内非主流传统要回溯到1960年代初贝利·高华德。邓小平看到了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韩国经济和影响力的高涨，力图调动市场社会主义而非中央计划来保护并促进国家利益。沃尔克和撒切尔均以一种名为“新自由主义”的特殊学说而受人瞩目，他们把这种学说转化为指导经济思想和经济管理的核心原则。我在这里主要关注的就是这种学说——其起源、兴起和意义。
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认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此制度框架的特点是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术，能够最大程度促进人的幸福。国家的角色是创造并维持一种适合于此类实践的制度框架。例如，国家要确保货币的质量和信誉（integrity），还必须建立必要的军事、国防、治安和法律的组织和职能以确保个人财产权，并在需要时用武力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转。除此之外，在那些没有市场的领域（土地、水、教育、医疗保健、社会安全或环境污染等领域），如果有必要的话，国家也要着手建立市场。政府在市场（一旦建立起来）中的干预必须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因为根据这种理论，政府不可能获得足够的信息预期市场信号（价格），也因为庞大的利益集团终将为自己利润而扭曲和妨碍政府干预（特别是在民主制国家中）。
自1970年代以来，在政治经济的实践和思考上随处可见朝向新自由主义的急剧转变。松绑、私有化、国家从许多社会供给领域中退出，这些变得司空见惯。从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到老牌社会民主制和福利国家（诸如新西兰和瑞典），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有时是自愿，但有时是为了回应外界压力——并至少对一些政策和实践做出了相应调整。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快速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甚至当代中国（如下文所示）似乎也在这一方向上奋力前进。此外，支持新自由主义的人们如今都占据要位，影响遍及教育（大学和许多“智囊团”）、媒体、公司董事会会议室和财政机构、政府核心机构（财政部、央行）、以及那些管理全球财政和贸易的国际性机构——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简言之，新自由主义作为话语模式已居霸权地位。它对各种思考方式的广泛影响到了这种程度：它已成为我们许多人解释和理解世界的常识的一部分。
然而，新自由主义化的进程带来了非常大的“创造性毁灭”，不仅摧毁了先前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甚至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形式），而且摧毁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供给、技术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产活动、土地依附和内心习性。新自由主义赋予市场交换以如下地位：市场交换“本质上具有伦理性，能够指导一切人类行为，代替所有先前的伦理信念”；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中契约关系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将市场交易的到达率和频率最大化，社会公益会因此最大化；新自由主义试图把一切人类行为都纳入市场领域。这需要种种信息创造技术和能力，积累、储存、传递、分析、使用庞大的数据库，用以在全球市场指导决策。因此，新自由主义对于信息技术便有着强烈兴趣和追求（致使有些人声称诞生了一种新的“信息社会”）。这些技术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压缩了市场交易的不断增加的密度，它们制造出一种特别强烈的、我在别处称为“时空压缩”的迸发。[1]地理跨度越大越好（由此是对“全球化”的强调）、市场契约期限越短越好。后一方面对应了利奥塔的著名描述，即把后现代状况描述为“在职业、情感、性、文化、家庭和国际领域，以及在政治事务上”，“临时契约”取代了“长期制度”。这样一种市场伦理统治在文化上的后果不计其数，我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已有探讨。
虽然如今对于全球性转型及其后果已经能给出多种总体解释，人们在总体上却疏忽了一点（这也是本书想要填补的漏洞）：新自由主义打哪儿来，它又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泛滥，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故事无人问津。此外，批判性地考察这个故事将给出一种框架，用以确认和建构替代性的政治和经济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