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蒙中的歌声

版权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
http://wangqin.blogbus.com/logs/49861923.html

然而，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在接受孟德斯鸠的学说同时也对之进行了修正。修正过程中核心的一环是他们对于现代性的新理解。对于孟德斯鸠而言，贵族式自由主义已经是很有吸引力的模式，因为它比共和主义更适合于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在这里的意思是“没有公共德性的社会”。但在19世纪，以这种方式来思考贵族式自由主义已经不可能了。由于复辟时期的争辩所采取的特殊方式，民主和平等开始被视为现代代性的核心特征。在这一过程中，贵族式自由主义成了反现代意识形态，更适合于用来批判新的民主世界，而不是用来为保存现代世界中的自由出谋划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于19世纪自由主义者而言，思考种种办法以克服暗含于现代性之兴起之中的专制倾向，变得愈发困难。后革命世界的内部环境对自由似乎开始变得严酷起来——这个观念同样为下一点所证实：屡次试图在法国建立自由主义政制的努力都归于失败。

在对于民主现代性的批判观点背后，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自由观，理解它的最好方式是对照贵族式自由主义与19世纪法国自由主义内部另外两种重要的知识传统：自由放任式自由主义与新共和主义的范式。以上三种自由主义的变体虽然都从相同的问题出发——如何在现代、后革命的世界中保存自由——但三者给出的答案非常不同；事实上，三者之间的区别是如此之大，一个整合性的“自由主义”概念无助于澄清19世纪政治思想的特性，反倒会使之变得含混。

首先，自由放任式自由主义和贵族式自由主义对于国家在自由社会中扮演的角色问题上发生分歧。前者认为自由根本上存在于将国家限制在最基本的功能上（经常被等同于维持内外秩序）。任何超越这些功能的国家介入都是对私人领域的侵占、并且因此是对自由的攻击。相反，贵族式自由主义并不相信单纯对于国家权力的限制足以保障自由。由于政府的自然倾向就是扩张权力，一个国家只有在它包含足够的保障以对抗如此的扩张时，才是自由的——这样的保障要在社会本身的构造中寻找，而不是到一个分权的宪制中寻找。

自由放任式自由主义与贵族式自由主义的这一根本区别基于不同的自由概念。对自由放任式自由主义者（诸如邓诺耶[Charles Dunoyer]或拉布莱耶[Edouard Laboulaye]）来说，自由在于私人（市场）领域的存在，人们在其中可以充分发展各人的能力。换言之，自由就是个人行动和可能性没有限制。贵族式自由主义根本上拒绝这种类型的自由。在孟德斯鸠的定义中，自由在于公民们这样一种确定：某些规则和法律将得到遵守。换言之，一个自由的公民首先不是一个可以在许多场合尽可能做他想做之事的公民，而是一个生活在保障法律实施的国家中的公民。在政治层面上，自由并不是没有限制，而是保护人们免予专制政府。如我们所见，这种自由概念同样被一些新共和主义者所持有，例如贡斯当同样把自由等同于安全。

但是，在如何保障公民自由、如何确保安全的问题上，新共和主义者和贵族式自由主义者发生了分歧。从18世纪共和主义那里，19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们（诸如贡斯当）继承了这样一种观念：安全只有在自我管理（self-government）之下才有可能。更具体些说，贡斯当相信，代表指政府——通过代表进行自我管理——是专制政府的唯一替代。因此，贡斯当和古典共和主义者一样，相信一个民族的道德习性对于保存自由非常重要。没有公共精神——公民们意愿操劳于公共美德而非个人利益——持久的自由就是不可能的。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为自由主义思想内部带来了全然不同的传统。贵族式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们在孟德斯鸠的中介性权力观那里（而不是在直接或间接的自我管理那里）发现了解决“如何在现代世界保存自由”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19世纪对于孟德斯鸠模式的阐释中，核心之处在于这样一个观念，即社会的组织应该允许屏障的存在，比如（自然）贵族制，或者相对独立的团体，如本地社团，等等，这些屏障用以对抗中央政府。许多后革命时期的政论家和孟德斯鸠一样，相信这些中介性团体为提供一种非体制化的、对抗权力侵犯的措施而言是必须的。由于赋予了中介性力量之存在以相当大的重要性，孟德斯鸠那些19世纪的追随者们对自由的社会和道德前提给出了与（新）共和主义者相当不同的评判。他们对民族的道德状况并不担忧，他们担忧的是社会的组织结构，中介性力量的存在/缺席。在贵族式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们看来，对社会的最大威胁并非公民中公共精神的缺乏，而是社会的均质化或原子化状态。

对今天的论者而言，孟德斯鸠的观念原先是作为对于18世纪前半段的绝对君主制的批判，却延续到19世纪相当不同的政治环境中，这多少显得有点奇怪。很大程度上，这一18世纪的学说存续到19世纪，原因在于如下事实：后革命时期国家的世纪运作与其绝对主义的前任国家有很多重要的相似之处。虽然中央权力得以正当化的意识形态基础已经剧烈变化，这却并不表示权力的行使也发生了同样程度的变化，19世纪的政论家们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如托克维尔（当然还有别人）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指出的，旧制度的君主制与后革命时期的国家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延续性。

然而，另一个或许更为重要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19世纪自由主义者继续认为孟德斯鸠的政治论述对于后革命世界仍然重要。正如我们所见，孟德斯鸠构想其贵族式自由主义，首先是反对18世纪共和主义的范式。同样，19世纪自由主义者们构想他们的学说，反对法国革命、尤其是雅各宾派所基于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对大众主权的拒绝、以及雅各宾派所拥护的社会与政治平等，仍然是自由主义思想中的持久原则（虽然像贡斯当这样的新共和主义者试图以明显的巧计将政治自由从后门偷运进来）。由于这个原因，许多法国自由主义者退回到贵族式自由主义也就没什么奇怪了，后者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与共和主义话语非常不同的思考自由的方式。

反过来，这表明法国政治文化向民主化的转变，并不如有些历史学家（诸如弗朗索瓦·傅勒和皮埃尔·罗森瓦隆[Pierre Rosanvallon]）所说的那样巨大。孟德斯鸠的贵族是自由主义并没有因革命而变得多余；事实上，现在看得清楚，由于共和主义试验的失败，这种思想反而获得了更大的尖锐性。恐怖[统治]根本没有建立起一个基于大众意志的政治模式，反而使共和主义到了19世纪变成非常可疑的遗产。对许多19世纪的思想家而言，大革命仅仅证实了某些他们18世纪的前辈所始终怀疑的东西：共和主义范式不但危险，而且时代错乱。在这个意义上，18世纪政治思想与后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之间的连续性远比两者的非连续性显著得多。19世纪法国自由主义保留了旧制度的色彩。

对于参与当今政治争辩的人们而言，贵族式自由主义所支持的贵族制与自由的等同，如果不说是荒谬的，似乎也起码是不相关的，这可从下面这一点看出：贵族式自由主义的话语经常被作为反动或传统的话语打发掉。就此而言，此项研究证明有一种特殊的进入思想史的可能途径，我们借此可以挖掘出过去的政治参与者的信念和见解，虽然我们今天已不再可能持有同样的信念和见解。通过挖掘一种今天的纪录中多少消失了的特殊话语，此项研究旨在丰富我们对于现代政治思想之多样性与丰富性的理解。即便对我们来说，19世纪政治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比之前时期的政治思想更容易接近，它仍经常建立在一些我们已经不熟悉的假设和观念的基础之上。

同时，或许可以认为，研究贵族式自由主义不仅仅满足我们对历史的好奇，更帮助我们搞清楚某些出现于如今政治争论中的措辞的来历。虽然一些核心信条——诸如贵族制与自由的等同——已不再是我们政治文化的一部分，贵族式自由主义者所拥护的其他主题则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政治争论之中。因此，可以认为，悲观地将现代民主与专制划上等号——这是19世纪贵族式自由主义的特点——随着1980年代的修正史学而在法国有了一次显著的回潮。

回溯起来就能清楚看到，以傅勒的《思考法国大革命》的出版为标志，修正学派的著作形成了一种带有政治动机的对于公共争辩的介入，也形成了一场史学革命。克里斯托弗森（Michael Christofferson）对战后法国政治辩论以及傅勒在其中的位置所做的艰苦重构已经表明，修正学派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的观察起码部分是要抨击1972年的左翼联盟（the Union of the Left），后者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联合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法国左翼对于共产主义的诱惑非常敏感，出于这种担忧，像傅勒这样的知识分子强调法国大革命的极权主义倾向，暗中指的是其20世纪的后继者——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

因此，1970年代早期的政治语境对于理解修正学派至关重要。但是也可以认为，像傅勒这样的历史学家为证明自己有道理，会退回到比左翼联盟（实际上是极权主义的兴起）早得多的论述中去，而这些论述首先是被这里所探讨的19世纪贵族式自由主义者所阐述的。这些自由主义者们认为法国大革命根本上是不自由（illiberal）的事件，这一点不仅清晰地与托克维尔或泰纳遥相呼应，而且呼应着保皇派思想家——如夏多布里昂——的观点。“民主与专制的联系”这一19世纪贵族式自由主义的持续主题鲜明地再次出现于修正史学那里，例如在享有盛名的《法国大革命批判词典》（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evolution franc¸aise）中。贵族式自由主义的其他核心主题——对个人主义的关注、社会的原子化，等等——也类似地再现于修正史学家的著作中。

简言之，追随傅勒的历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们不仅可被视作托克维尔的后继者，而且可被视为复辟时期审慎的保皇派作家以及他们的英雄——孟德斯鸠——的后继者。孟德斯鸠的影子确实延伸得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