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蒙中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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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刘小枫评李安的一句话：

陆川是个不道德的导演。

《南京！南京！》中有一段很长的“文化纪录片”式的镜头：日本人为祭奠死去的士兵而举行仪式。（就连）心灵脆弱、散发着丝丝人性光芒的角川在其中（也）激动万分。充满人性关怀的导演似乎要告诉我们：日本兵的残忍和兽性，是由这些集体仪式所培养（催眠？）出来的。

所以，影片里充满了对日本人差不多截然相反的刻画：一方面，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另一方面，他们欢声笑语，又对自己的任务感到恐惧，充满人性优缺点。背过去不看唐先生被枪毙的日本军官，甚至眼角里有一些水分。

如果说这位日本军官不忍看，导演无疑让我们观众看了。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中国人被枪杀，砍下的头被悬在空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妇女被一次次强奸，中国兵被杀。作为佐料的外国老头老太（包括拉贝先生），默默地噙着基督教的泪水。

已经有太多人评论这部影片了，包括崔卫平先生。有人质疑这种对待历史的处理方式，但充满人性关怀的导演显然“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似乎意不在“如实”描述南京大屠杀，而是——据说要揭示些什么。自打后现代以后，“忠实于历史”这样的说法几乎没有人相信，但关键问题是，如果对历史的再现永远是一种象征化，而且，历史的意义也在于象征化，那么，我们究竟要什么样的象征化？

就像影片中的这场祭奠仪式不是靠一个人完成的，电影作为一种现代媒介，一种把群体集中在一起的现代媒介，正如本雅明所说，是资本主义发达之后一种新的召唤集体意识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南京！南京！》作为一部公映的大片（而不是独立电影），就必须考虑到它所能传染给观众的是何种意识。既然导演分明告诉我们，集体仪式所唤起的意识与个体之间可以充满张力甚至矛盾，我们就有必要问一下，这部影片的预设观众究竟是谁？

肯定不是当年因《地道战》、《地雷战》等影片而激动的群体，反而，我猜测（！），倒更像是喜欢说人性复杂、人的两面性、强调个人性的所谓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体。

如果这部影片真的要讲什么“人性”，我要在此粗暴地打断以上的揣度。

正如老罗以前痛批古雯对竹内好的“火中取栗”意义的同情性理解时所说的：

在抗日战争这个问题上，你除了坚持抗日立场，还有什么立场？！

政治是一种总体性动员，在战争的例外状态中，任何说辞都可以作为战争的理由，包括“人性”。角川丝毫不值得同情，他只是一个不合格的士兵。什么？我竟然在宣传战争至上？恰恰相反：正因为日本侵略战争已经是现代意义上的战争（后期已经演变为全民战争），“国家理由”成为发动进攻的正当理由，在此问题上，除了绝对的政治坚持，没有别的商量余地。

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影片莫名其妙、不知所云。日本妓女百合子和角川的性交温情脉脉，充满人性关怀和乡愁；与此相比，中国妇女只是一个个无言的物，彻底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但是，面对这些被杀、被强奸的中国人，我们观众的民族情绪（如果还有的话）应该被引向何处？长官？士兵？还是文化仪式？

有人评论说所有人都在最后找到了一种宗教意义上的“救赎”。是的，这样一来就你好我好大家好了。可是，罗马书上据说也明确说道：爱你的邻人，除非他是敌人。角川和日本兵们有没有感到“罪与欠”，这种问题毫无意义——国家理由一旦成为战争的正当依据，在战争状态只有彻底的对立。正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相对立，哪怕资本家中有个别善良的资本家。

想用“人性”来救赎什么，这才是太过残忍：被杀害、被强奸的中国同胞，没有理由为这次“救赎”埋单。上帝或许会宽宥日本人，但中国不是“上帝之城”。（何况不要忘记奥古斯丁说的，上帝之城尊崇罗马人的道德！）

在压抑着看完这部残忍的影片之后，观众却被告知导演并不是要引起民族仇恨，那么这不是受虐心理是什么？影片最后显示“小豆子还活着”，与整部影片的基调相比显得如此突兀。就算小豆子还活着，他在看了这部影片之后，是否应该设计一套“忏悔仪式”来驯服日本军队？

陆川大概以为自己的片子足够深刻。但有时候，没想清楚不一定等于复杂深刻，尤其是，观众也没有义务帮你想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