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蒙中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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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书被Pangle誉为迄今为止关于施特劳斯最好的研究，此言非虚。Behnegar花了一半的篇幅解读《自然权利与历史》的前两章，另一半的篇幅则解读施特劳斯收在《古今自由主义》里的一篇讨论政治科学的小文章。无论是细密程度还是文章风格，都有点祖师爷的味道。（难怪这本书是在芝加哥大学出的？）尤为可贵的是，B氏丝毫没有涉及施特劳斯关于古典政治哲学（包括对于中世纪犹太哲学）的论述，时下关注“施特劳斯想干吗”的问题的人们，实在应该好好读一下这本书，肯定可以找到答案。以下译出的是该书Concluding Remarks部分（页207-10），虽然这个部分已是有点“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味道，但还是不无启发吧……

我已经考察过施特劳斯对于政治的科学研究的贡献，而未探究他对于在他看来乃是真正“科学的”政治科学——古典政治科学——的论述。尽管如此，我对其现代社会科学批判的研究，旨在于政治科学的某些原则，后者关乎明智的行动；现陈之如下。

1.       政治科学之目的，在于通过澄清我们对于人类之卓越的理解，而揭示确凿的政治判断。此任务固然需要对特殊的政治行动诸后果有着清楚的思考，但清楚的思考若无对道德与政治诸原则的知识——此种知识使我们得以判断上述后果——则断不可能。由此，政治科学必得将其中心从公共意见之测度（measurement）转移到公共意见之澄清（clarification）上来。这便需要在政治科学的思想习惯（the habits of mind）上作一根本转变；它需要更多强调逻辑的技艺，尤重于辩证推理的技艺，而不那么重于方法论。既然我们的道德信念与政治信念不必因相对主义而动摇，并且，既然我们许多公民同胞并不共持这些信念，我们作为社会科学家和公民，就有义务去搞懂这些意见分歧背后的基础，以此才能以对于道德原则的知识来取代我们的意见。要想理解我们的政治处境，更好的方式乃是通过对于——譬如——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的实质性分歧，以其所接受的术语进行不懈思考；而不是搞出一套宏大却是假设性的理论建构（诸如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罗尔斯的原初状态，抑或哈贝马斯的基于语言特质的平等主义政治演绎。）

2.       一种政治科学若不就人类卓越或德性的需求作主题思考，则势必倾覆。首先，人类对于卓越或德性的欲求无需也无法消除。其次，虽然我们有着诸种用以保护政制的体制性手段，民主政制的好坏最终仍与其人民的好坏休戚相关。人民的知识水平与道德水平高低不齐，而这种混杂的特性亦随时空变迁：一个民主社会或许是值得称颂，或许不值一哂。通过修正关系到选举进程或民主进程的期盼，我们能清楚看到，对于一位民主的政治家而言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对公民情感进行教育，从而将人民之最好者奠定为社会的基石。

3.       在获致政治判断的过程中，政治科学一般而言应偏向道德严肃之人的立场，而非世故油滑之人的立场。那些不关心道德的人往往容易误解他们自身，也由此不太能够做出有力的判断。那些否认道德教诲之有效性的人们，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又陷入某种版本的道德教诲中；此种故作世故的危险，其教训适足发人深省。通过显明道德之士优于世故之人，我们便开始理解唐豪瑟的观察：施特劳斯教导我们，为了变得聪明，我们必须首先再次变得幼稚（naïve）（唐豪瑟1973-74，636-42）。

4.       政治科学家在每一项研究——不管多么微小——中都必须牢记整个政治秩序的问题。无论自然世界情况如何，政治制度作为一个整体对于其各部分均有影响。我通过关注政治整体之于其他部分的效果，已指出一种不同的专门化（specialization），此种专门化断不会失察所研究之政治事务与更广大整体之间的关系。就此，我们能解决由知识（也就是专门化）需求与政治相关性需求之间的冲突所引发的问题，这一问题困扰政治科学事业良久。这一关注点亦使我们能审视新政治科学有关其所谓“轶事证据”的保留。这种保留或能成立，因为“一燕难成春”的谚语到底有些道理。但大思想家所作的保留不应打发掉，因为这些保留并非产生于经验研究。因为个人事件带有整体的烙印，那些思考整体的人们就能通过个人事件所表现出来的证据而更清楚地反思整体。尼采或托克维尔式的思考要比基于新政治科学工具的思考来得更其充分，后者自己都无法区分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

5.       政治科学必须对其他人类的意见表现恰当的尊重，包括已死去的人们的意见。尽管政治学的主要关切是解决我们时代的问题，但如若我们的视野局限于自己的时代，便无法充分理解那些问题。因此，政治科学必得建立在对于政治的整全思考之上，而为此任务政治哲学与政治历史的伟大著作就必不可少。新政治科学对于准确性或客观性的关心，使其局限于人类历史中的小部分区域。但在政治研究之中，以缩小视野为代价而获得的精确性，实在算是一种不准确（imprecision）。我们已经看到，为科学相对主义所喜好的经验研究必然——哪怕是悄悄地——会将自由主义世俗社会的立场极端化。更一般而言，相信进步观念，相信一切价值的历史相对性，相信不可能有客观价值判断，或相信一切文化的平等，这些都暗示着拒绝几乎所有既有社会的意见。尊重意见便是严肃对待其自认正确的东西，并且，在考虑其支持理由的基础上接受或拒绝之。

这项研究也是迈向理解施特劳斯对于政治科学之为理论研究所作的贡献的必要步骤。政治科学的目标不是[获得]有关政治行为的普遍有效之法则的知识，而是对于政治之普遍结构的知识，即，对于永久的政治问题的知识。更甚者，政治科学的可能性端赖于一项困难的解决，此困难使得在我们时代一切理论探求的正当性疑窦丛生。这一困难即相对主义的问题。

我在这项研究中既将社会科学相对主义问题恢复为我们自身的问题，也将我们从现代社会科学对此问题的表述中解脱出来。我们已看到，正是韦伯无力解决哲学与神启之间的冲突才使得他否认人类理性可以解决一般价值之间的冲突。我们已经看到，哲学与神启之间的冲突在韦伯的头脑中，一方面联系着智性贵族与兄弟情谊的冲突，另一方面，则联系着恪守科学与奉献理想或原则的冲突。现代相对主义的根本原因，是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问题：神vs.自然，贵族vs.民主，以及沉思vs.献身。换言之，现代相对主义乃是这样一种意识的后果：意识到现代政治哲学家未能解决施特劳斯（跟随斯宾诺莎）称之为“神学—政治问题”。

然而，由这一复杂问题所引致的相对主义，在在模糊了重要的复杂性。价值判断不可能——因此也不需要——有客观基础，这种信念吊诡地使得社会科学家全身心恪守民主，科学，以及一种自由主义道德。正如施特劳斯直率而正确地说的那样，

[科学的社会科学家]说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并不优越于对立价值的时候，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他被他所拒绝的其他价值所打动了，或者，他的心灵或头脑被多种同样诱人的选择所撕裂。他的“道德中立”距离虚无主义或通往虚无主义的道路是如此之远，以至于这种中立毋宁是无思考（thoughtlessness）或粗俗的借口罢了：他口头上说民主和真理都是价值，实际意思却是想说人们不必思考为什么这些事情是好的，他或许会像其他人一样俯首称臣于他的社会所采纳和推崇的价值。（《什么是政治哲学？》，20）

韦伯的心灵和头脑被最严重的结果所具有的复杂性所撕裂，他算得上是这种社会科学的正对立面。但是，对于一个问题的表述却模糊了问题本身，这其中有点不对头。我们确实已经看到，韦伯的关于人类理性无法解决价值冲突的命题，并非哲学与神启之冲突的逻辑结果，毋宁说是韦伯面对那种冲突而绝望的结果。一旦意识到这点，以及韦伯命题的荒谬后果，我们就将自己完全从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中解脱出来，并在一次严肃对待道德与政治问题。由于韦伯从未证明，神学—政治问题中的政治部分没有解答，那就有理由期盼，对此部分问题的解答将会使我们得以更清楚地看待严格的神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