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蒙中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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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ry对施特劳斯的研究，从来不入施派法眼，刘、甘大师对她也轻慢有加。但是，她的书国内只有一本《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与其说是研究施特劳斯的著作，不如说是把国内学界熟悉的“两施”和科耶夫杂糅在一块儿，为攻击右翼势力做垫脚石。甘阳对D女士看不上眼，我想恐怕不是什么纯学术的角度——只要对勘甘阳最近的系列演讲，就可看见端倪；可是，令人有些费解的是（or，我孤陋寡闻的是），国内许多施派爱好者，却也不大看得起D女士。（原因往往要么不明，要么玄而又玄，往往涉及到一些只有他们能看到的中世纪材料或名人日记。）

我倒觉得吧，Drury的《施特劳斯的政治思想》一书颇可观。首先，撇去此书新写的导言不论（此导言几乎不曾涉及施特劳斯，而是进行施特劳斯派门徒大批判），作者的论述涉猎之广泛和全面，确实不容易（我甚至想到哈贝马斯对法国理论的批评，不过要是D女士打算靠这个吃饭，则另当别论）。当然，努力本身不是什么优点。所以——其次，作者通过刻意明显区分两套说法（这是此书的核心方法）——隐微教诲=适合于少数人的哲学=沉思的生活=与城邦冲突；显白教诲=适合于大多数人的宗教=要么追求高贵要么追求个人财富=维持城邦的生存——来试图把她对施特劳斯的观点的阐释说圆。在这套阐释下，施特劳斯与功利主义、犬儒派的关系就变得很暧昧了；并且，“现代性的危机”被解释成放弃高贵的城邦生活追求个人私利。究竟是不是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当然值得施特劳斯研究者们仔细分辨，但就其能给出一套完整的、自恰的（尽管很粗糙）解释而言，我想这部著作并不是施派爱好者们可以嗤之以鼻就对付过去的。再次，由于作者涉猎广泛，有一些取经来的看法也很有意思，比如，作者借Finnis的研究指出，施特劳斯故意不用natural law而用natural right，乃是他对阿奎那的自然法观念有着强烈的批判，认为前者根本上是自相矛盾的措辞：nature根本上意味着一种合乎理性的生活方式，natural right并不是严格而不变的律法，相反，是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指导城邦追求高贵生活的灵活原则。它与城邦、公民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不指向另一个世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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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书最近很火，据说与十几年前的《中国可以说不》有得一拼，连策划人都是一个。这本书叫《中国不高兴》。我这样过着“洞穴生活”的人当然不及媒体嗅觉灵敏，所以，还没等我来得及去图书馆找，《南方周末》上专栏作者某某就坐不住了，看了几个段落和评论，就大笔一挥开始批判（“中国怎样才高兴”）。据他说，实力不是挂在嘴上的，爱国也不是靠宣传的。他说啊，你看布什政府搞爱国宣传这么多年，最后美国人对他极其反感。

这位作者大概是很不高兴的，要不也不会专门写这个批评。不过，也有可能是为了挣个钱、糊个口？自然，如果是这样，那可能是最“超脱”的态度。就像报纸上引用的一个大学毕业生的话，“我不管什么大目标，找工作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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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有意思的见解往往不需要写成一本书，只言片语就很管用。比如，“相对主义”问题已经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从“价值中立”一路谈到“超善恶”，古今中西什么都有。问题是，这一套说法其实多是在学院里自我生产，“实用性”可不怎么样。最近翻牛津通识《伦理学》，作者就提出了很有趣的说法来应对这个问题。他说，在讨论“什么是对的”问题上我们往往会遇到一种回应，说“这只是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问题在于，这不是一个有效的回答，而是关闭了对话的可能性；因为，一种说法当然是某个人的意见（除非在宣讲经文或法律条文），“这是你的意见”等于什么也没说。符合人话的回答应该是：“这是你的意见，而我不同意，因为……”然后才有讨论的空间。是关对错好坏的问题算是伦理学问题，而伦理学问题不是“你喜欢吃冰激凌而我不喜欢”这样的问题。否则——这个很重要——就不符合我们的日常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