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蒙中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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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周的课因为考试没去，听录音之后觉得有点意思，所以做了粗略的整理。题目是我拟的。]

如何阅读赵树理：以《邪不压正》为例（倪文尖）

阅读赵树理小说的第一个困难在于，我们一般的阅读图式似乎都不适用。我将以几个笼统但有用的“读法”范畴——故事、人物、环境、主题——来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如果用“读故事”的阅读图式来读《邪不压正》，会发现它其实是有故事的，但比较缓慢、比较罗嗦。其次，有关这部小说的人物，竹内好和周扬等人提得比较多。尤其是竹内好认为，赵树理的小说和惯常的西洋小说不同：“第一主人公”有点难找。与之相对，我们阅读西洋的现代小说所形成的定见是——故事是为人物服务的；并且，人物性格的丰富和成长，来得越充分、越曲折，就越好。按照这样的阅读尺度和习惯，这部作品或许就格格不入，甚至让人不大喜欢。这些年的研究对于我们的“不喜欢”已经形成了一些结论：事实上，这样的趣味是与西洋小说的阅读经历密切相关的。

眼下有许多著作——如《小说的兴起》和黄梅的《推敲自我》等——都说明，西洋小说的兴起与个人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两者——用一个烂熟的词——相互生产。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对“私我”的重视，也许笛福的小说就不会产生。文学在“私我”的生产史上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我们往往是从阅读小说中体验到“自我”之重要性。现代主义小说对于“深度自我”的迷恋——体现在八十年代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特别显著，即认为小说应该是“向内转”，对人物心理有深度描摹和刻写。矛盾啊，痛苦啊，焦虑啊，“心灵的辩证法”啊，都是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观念。回到《邪不压正》，如果用以上标准的话你就会发现，这部小说的人物性格比较单一，有点像“扁平人物”。赵树理的小说都有这个特点，你往往可以用一两个绰号就把他们概括起来。——于是，我们发现“人物”也没什么特别的。

还有一个路数的读法，就是“读环境”。比如，贺桂梅认为赵树理把“空间”作为小说的主体，通俗点说就是读“环境”；但是，按照这样的读法，你就会发现小说中“环境”也缺乏具象式的描写——“风景描写”非常之少。或者说，乡村的空间尽管非常重要，但其具象上的具体性又不充分。

既然情节、故事、人物、环境都不行，那剩下的看来就是“读主题”了。可以说，这是我们读小说时总想落实的一个环节。（就像刘索拉的小说《你别无选择》写的，一个人练嗓子总是从do唱到si，最后一个音不唱，别人就很不耐烦，一定要补完那最后一个do。）关于赵树理小说的主题，很多人往往都根据已有的、外在于小说的因素来阐述。这大概也是我自己阅读这些评论的基本感受，简言之，就是“外部阅读”。我们阅读赵树理，却没有阅读赵树理的“读法”。或者说，我们有一些“读法”，但在阅读赵树理时这些方法却没有意义。我觉得后者更其重要。——这当然不是说我们读不懂赵树理的小说，而是，我们往往会觉得这样的读法读出来的东西意义并不大。

对此，首先当然要反省我们的阅读图式。我们觉得有意义的往往是西洋小说中对于“深度自我”的迷恋，但这个方面的感觉，也就是一个世纪左右的历史。或言之，我们的审美感受其实已经非常西洋化了；和赵树理的小说接不上榫头，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说到这里，我觉得需要采取双面态度：一方面，承认我们的“不喜欢”；另一方面，我认为我们自己需要有反省。当然，“反省”也还是有边界的：不是兜底的彻底接受，不是说赵树理这里什么都有、什么都好。进一步讲，为什么要阅读赵树理、包括为什么阅读之后还需要反省，这或许就是源于我们对“现状”有着反省和不满——这是很重要的起点。正是从这样的现实的起点出发，我们希望从中国二十世纪的经验、尤其是当代的经验中，试图寻找某种可能性、潜能的因素。假如说，中国革命把什么都解决了的话，我们可能也就没有不满了；同样，如果赵树理小说中什么都有，那话也就说完了。——因此，我们需要一方面通过赵树理的阅读来测量我们的阅读趣味的边界（包括背后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当然也需要借此找到一些可能性，虽然可能是零散化的、碎片式的因素。

就此而言，阅读其实变成了非常艰难的事情：要拿一个“靠不住”的自我来阅读一个“未完成”的对象。这是一个阅读赵树理的基本态度。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阅读赵树理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不是欣赏式的，只能是研究式的。——话说回来，我大致相信，中国农民还是非常喜欢赵树理小说的。一个日本学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认为鲁迅的《狂人日记》之所以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是因为他写作《狂人日记》时预设读者的氛围和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想象它的读者是在一个幽闭的空间里独自阅读。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要说赵树理和西洋的现代小说有巨大的转变的话，他对于这样的阅读预设是不满意的——他希望小说能进“文摊”。（顺便一说，赵树理是个极其聪明的人：他有意识地把小说写成现在这个样子。当然，这也不是简单说，既然他是有意识的因此就是对的；而是说，我们需要注意这里的“刻意”。）《邪不压正》对于读者的期待、尤其是阅读方式的期待，确实有重大的调整。按赵树理的说法，他的小说是给农村里识字的人读的；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识字的人读了之后说给那些不识字的人听。因此，赵树理小说和“书面文学”传统是一个若即若离的关系：他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口传。阿城曾经说自己的小说可以保持在一千五百个常用汉字内；类似地，赵树理的语言也是非常“本色”（农民读者的视角）的。

所以，语言的问题是赵树理研究中重要的方面。周扬曾经指出，赵树理的语言不仅在对话、而且在叙述中也符合农民的习惯；并且，他并不用标签式的方言，而是用标准的现代汉语，通过某种独特的组合方式来表现出“本色”意味。如果要再往下说的话，比较微妙的一点是：这样的语言是不是今天的方向？事实上这是今天的问题。今天的小说是否需要采用这样的语言？我认为这样的论述还有待讨论。在某种意义上讲，赵树理的《邪不压正》有一处甚至还提供了某种反例：小说第一章的“顾不住”这里，有一个括号。从这个括号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叙述者的存在，同时也可以看出预设读者的存在。

这就要说到叙述的层面。我们知道，叙述学的发达是为了现代小说的合法性来做论证。必须承认，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叙述学的发明为我们阅读小说提供了重要的手段和方法。而赵树理的小说似乎就是要打破某些叙述学中比较复杂的流程：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文本—隐含读者—读者。赵树理的小说简洁明快：比如，他试图把“作者”和“隐含作者”、“隐含读者”和“读者”合一。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的小说没有叙述方面的讲究。例如，现代小说关于“故事”和“情节”的区分，在《邪不压正》中还是比较显著的。赵树理自己对于这篇小说有过一个创作谈，作为回应《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大致说，一篇文章发表后，有人愿意提出意见说明大家还是重视这篇作品，并且觉得，作者提的意见如果对的就接受下来，认为不对的不接受也就算了，何必再去申辩；况且如果自己觉得不对，也往往是自己的文章有不周到之处。赵树理接下去说，他写《邪不压正》的目的是“写出当时、当地的土改全部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这段话非常重要：“干部和群众”是他的预设读者，并且，他是要写出土改“全部”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这个野心还是很大的。然后就有了《邪不压正》。我认为，未必全部实现了。赵树理作品的意图和他作为一个作家所写的作品的效果之间，往往有着断裂，或者说起码有一段距离。那么，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赵树理对此是否自觉？他对意图以这样的形式表现出来，自己有没有意识？我个人的看法是，他略有所知。赵树理自觉不自觉地用“配合”一词，表明自己的小说和官方文件之间的关系；他的意图当然是真实的，但同时，他又对自己的作品和文件之间的差别有所认识。他希望比“文件”说得更清楚，但他又知道他的小说无法取代“文件”。这就是赵树理作为一个叙述者的态度选择：他的主体位置类似于“翻译者”，或者说agent。一方面，他很自觉地配合“文件”，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的作品更容易为农民接受。同时，赵树理又让自己的作品又更多地靠近农民。

赵树理回应《邪不压正》的批评还有一段重要的话。当时有的论者批评说，既然小宝和软英是主要人物，就应该让这个人物更清晰地“站出来”，而小说中软英的“阶级代表性”却是可疑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阶级”在赵树理小说恰恰是一个暧昧的主题。这个下面再讲。贺桂梅等论者认为，“写好软英”事实上成为当代文学的主导性倾向，包括文革中的“三突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赵树理就很厉害：他既不是“现代文学”的后裔，同时，他也不属于“当代文学”的一脉。回到赵树理的回应。他说，他之所以套进去个恋爱故事，是因为想在行文上“讨一点巧”，防止公式化。用一个恋爱故事把一系列政治事件和土改工作串联起来，让读者对此有应该的爱憎，这就是写小宝和软英的目的——换句话说，这两个人并非《邪不压正》的主人公。赵树理还说，他故意没有给这两个人以社会代表性，没有准备让他们代表任何阶级。那么，我们现在以软英为主人公来读一下这部小说，看看怎么样。

按照贺桂梅的讲法，“空间”是赵树理小说的主体。事实上，我们读赵树理的小说往往会有一个感受：那就是，人物不断在说话，而叙述者起到的作用就是把人物的话给串起来。通过人物的对话，赵树理把下河村围绕的土改运动（请注意这部小说内部时间从“恶霸”到“整党”跨度有三、四年）。绝大多数土改小说有“公式化”倾向，赵树理对此有很大的警惕。软英在小说一头一尾的变化是很大的，然而，赵树理甚至在这里不想强调“我党”的作用。注意下面这段：

软英这时候，已经是二十岁的大闺女，遇事已经有点拿得稳了。她听她舅舅说明小旦的来意之后，就翻来覆去研究。

这里非常重要的是强调“已经是二十岁的大闺女”，赵树理以人物的自然年龄的增长作为人物性格变化的非常重要的理由。但是，小说结尾处又写道：

软英说：“不用问我舅舅了，这话半句也不差，可惜没有从头说起，让我补一补吧：就是斗争了我爹那天晚上，小旦叔，不，小旦！我再不叫他叔叔了！小旦叫上我舅舅到了我家，先叫我舅舅跟我爹说人家主任要叫你软英嫁给人家孩子。说是要从下还可以要求回几亩地，不从的话，就要说我爹受了人家刘家的金镯子。没收了刘家的金镯子主任拿回去了——后来卖到银行谁不知道？那时候跟我爹要起来，我爹给人家什么？我怕我爹吃亏，才给小旦倒了一盅水，跟他说了那么一大堆诡话，大家说这算不算自愿?他小旦天天哄人啦，也上我一回当吧！”

比较以下之前一处软英和小宝的对话：

软英说：“我说怎么样！你说怎么样？”小宝没法答应。两个人脸对脸看了一大会，谁也不说什么。忽然软英跟唱歌一样低低唱着：“宝哥呀！还有二十七天呀！”唱着唱着，眼泪骨碌碌就流下来了！小宝一直劝，软英只是哭。就在这时候，金生在外边喊叫“小宝!小宝!”小宝这时才觉着自己脸上也有热热的两道泪，赶紧擦，赶紧擦，可是越擦越流，擦了很大一会，也不知擦干了没有，因为外边叫得紧，也只得往外跑。

这个情境就很像中国乡村的旧戏中的场景，也是小说中最抒情的段落。（顺便一说，赵树理这样写，让人很不“过瘾”，但他认为这样才“真实”。）从软英的角度来读，我们发现软英的变化很大，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除了自然的年龄的增长，请注意第四章的标题：“这真是个说理的地方”。特别关键的一点：“说理”。第一章中间，

小昌说：“谁给他住长工还讨得了他的便宜？反正账是由人家算啦！金生你记得吧，那年我给他赶骡，骡子吃了三块钱药，不是还硬扣了我三块工钱？说什么理？势力就是理！”

最后一句话怎么重读都不过分（你可以衍生出诸如“正义”、政治的合法性问题、统治的问题、治理的问题，等等）。但我这里还不想展开这些主题。我想说的是，这样的段落——包括像以下这样的段落：

二姨说：“我早就想问又不好开口。我左思右想，大姐为甚么给软英找下刘忠那么个男人？人家前房的孩子已经十二三了，可该叫咱软英个甚么？难道光攀好家就不论人?听大姐夫这么一说，原来是强逼成的，那还说甚么？”

类似这样的段落在小说中很不少。通过软英的变化，对小说的细部有一些关注的话，会发现：随着小说内部时间的变化，乡村农民也发生着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这是赵树理小说中有意无意的深刻主题，这与丁玲的《夜》有着对应性：党对乡土的介入使得乡村中很多人的精神面貌、对于自己的未来的预期都发生了改变——从怨命、得过且过，转变到在“说理的地方”伸张自己的权利。对这个转变的把握乃是赵树理小说中非常关键的主题。在这个意义上，赵树理试图正面处理的问题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差距，恰恰就是“文件”与“文学”之间的差距：“文件”要把土改搞好，侧重的是经济、制度等层面的问题的解决，而赵树理看起来是要配合“文件”，意图也是为了写出经验教训，但是我认为，反对“公式化”的自觉实际上使得他的作品有意无意地更多偏向于对群众精神面貌之变化的关注，而这正是“文学”的用力点。回到赵树理的创作谈，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他说这个恋爱故事是当作一条绳子来用，把要说的事情挂在它上面，可这个绳子又不是主要部分。作家对技术性、工具性的使用和考量，但这样的使用在文本中的效果往往是作家所无法意料的。

赵树理并不希望“软英”这个形象在小说中非常突出，而是希望我们注意“群像”。竹内好对此有很多论述，他认为，在西洋现代小说那里，塑造主要人物就会使得人物和社会变成二元对立，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核心问题：《在医院中》、《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等，人物和环境自然而然有了对立。相反，赵树理的小说强调的是一种氛围，一方面可以表现人的成长，另一方面又可以不让人物脱离他生长的环境。事实上，在当代中国主流作品中，正面主人公的成长如何使之成为群众中的一分子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一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既要让主人公成为英雄，又要使之成为“群众”之一。赵树理这里的方式很彻底：不以核心人物的塑造作为着力点。他的操作方式是以故事为核心，但带来的效果却是——给人感觉除了故事之外还有“环境”的问题。“环境”在赵树理这里既是一种“空”的存在，也是一种“实”的存在。“空”的存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并未直接写环境。柄古行人告诉我们，农民是不会感觉到自己的家乡有“风景”，赵树理笔下的“自然村”里也不会有西洋小说中的“肖像描写”。但是，小说中的“话”所起的效果却是使得环境“实”起来：通过这些话语，带出村庄的每一个时刻的“情境”。“话”背后又总是存在着说话人，人的存在通过言说而被揭示出来。因此，“话”可以说成为了赵树理小说的第一“主角”。这也就可以理解，赵树理的小说存在着一种舞台感——这与他所受的旧戏的影响和传统小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比较有意思的是，“艺术性”在赵树理的尺度中，也有类似西洋小说那方面的考虑。即使赵树理非常关注小说之“用”，哪怕牺牲艺术性的话，那么今天回过头去看的话，他所“牺牲”的恰恰产生了效果。换句话说，“什么是好小说”的标准，在赵树理这里存在着张力。

 

然后，我们就要说到赵树理的小说中“阶级”的问题。一方面，赵树理很显然赞同中国革命，他认为共产党革命带来了群众精神面貌的变化、以及土地革命，等等。阶级话语带来的是对“为非作歹”者的惩治，这一点是赵树理非常认同的。然而，赵树理的作品又隐隐约约让我们感觉到“阶级”话语与“好人/坏人”逻辑又并不完全重合。这里牵涉到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文本中，可以看到，阶级话语是发动革命的核心话语。但是，发动了革命之后，其后果却有两方面：一是“恶人”倒霉，二是“老实人”还是要吃亏。在这个意义上，赵树理的立场带着“乡土本分人”的色彩，这一立场恰恰是中国农民的绝大多数。但接下来的问题是，革命完全靠这一批人还搞不起来。文本中有一个段落值得注意：

二姨说：“我这三个多月没有来，下河变成个什么样子了？”大家都说“好多了”。安发说：“总不受鬼子的气了！”金生说：“刘锡元也再不得厉害了！”二姨的丈夫接着说：“你舅舅也不住窟窿房子了！”二姨问：“刘锡元是怎么死的？是不是大家把他打死了？”金生说：“打倒没人打他，区上高工作员不叫打，倒是气死了的！”

然而，根据后面的文本，我们知道其实是“打了”的——

那老家伙发了急，说‘不凭账本就是不说理！’一个‘不说理’把大家顶火了，不知道谁说了声打，大家一轰就把老家伙拖倒。小昌给他抹了一嘴屎，高工作员上去抱住他不让打，大家才算拉倒。

……

安发说：“那老家伙真有两下子！要不是元孩跟小昌，我看谁也说不住他。”

其实，整个土改就是一个“说”的事，农村也是一个“说”的事。“说理的地方”首先得有“理”，然后还得“说”。然后有意思的是——

刘锡元说：‘说你的就说你的，我只凭良心说话！你是我二十年的老伙计，你使钱我让利，你借粮我让价，年年的工钱只有长支没有短欠！翻开账叫大家看，看看是谁沾谁的光？我跟你有什么问题？……’元孩说：‘我也不懂良心，我也认不得账本，我是个雇汉，只会说个老直理：这二十年我没有下过工，我每天做是甚？你每天做是甚？我吃是甚？你吃是甚？我落了些甚？你落些甚？我给你打下粮食叫你吃，叫你吃上算我的账，年年把我算光！这就是我沾你的光！凭你的良心！我给你当这二十年老牛，就该落一笔祖祖辈辈还不起的账？呸！把你的良心收起！照你那样说我还得补你……’

资本家也是“说理”的，算“小帐”你算不过他们。元孩厉害的地方在于，从“结果”算起，不纠缠于细枝末节。刘锡元要凭“账本”和“良心”说“理”，但事实上呢？后来是给打了，这又仿佛拳头就是道理……问题是，“二姨”却接着问：“那帐怎么算？”这里说的还是“小帐”而非“大帐”。（没有阶级意识啊！）在这一段里，小昌是在革命发起阶段的积极者，他们是中国乡土社会中的“能干人”，能说会道，而不是老老实实的本分人。革命发起阶段需要这些人，我们不能简单说这些人“混进”革命；相反，革命首先询唤的正是这样一批人，赵树理也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中国原本有“礼”，尽管只是形式上的伦理，所以刘锡元才敢说“理”；但是，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在乡土发生，乃是在于原本的乡土伦理已经是表面文章。问题在于，革命中又恰恰是小昌、小旦这样的人得到利益最多。赵树理小说的“大限”由此在于：需要高工作员的介入。整个中国乡土社会在这样一个变动中，恰恰会使老实人吃亏。这样一个逻辑事实上是中国历次乡土变革的自然结果，但赵树理认为这并不合理，也认为这与中国革命的承诺并不相符。这也就是赵树理问题小说的核心问题：他承认环境的变化和精神面貌的擢升，然而他更纠结于新的局面。

另一方面，赵树理并没有把“本分人”理想化。赵树理把“聚财”这个中农作为视角的出发点，而不是任何典型的“本分人”。聚财也有一个小算盘，总想“看看再说”——就如软英说的，前怕狼后怕虎。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倒是软英说了一句很“英气”的话：大不了再逃荒嘛。但是，王聚财却不忍心失去苦心得来的田地。赵树理看来还是认同毛主席：教育农民是关键问题。即使农民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需要自我教育。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乡村民主”。注意这一段：

第二天开了群众大会，是小昌的主席。开会以后，先讲了一遍挤封建和填平补齐的话，接着就叫大家提户。村里群众早有经验，知道已经是布置好了的，来大会上提出不过是个样子，因此都等着积极分子提，自己都不说话。

有些人可能要来劲了：假民主啊！你当然可以说这是“先集中，后民主”，但不要忘记还有第四章：“这真是个说理的地方”。在这一章中，王聚财的变化也是很明显的——

小宝还没有坐下，小昌就又站起来抢着说：“明明是‘自愿’，怎么能说我是‘强迫’？”元孩指着小昌说：“你怎么一直不守规矩？该你说啦？等软英说了你再说！坐下！”小昌又坐下了。聚财悄悄跟安发说：“这个会倒有点规矩！”安发点了点头。软英站起来说：“高工作员在这里常给我们讲‘妇女婚姻要自主’，我跟小宝接近，连我爹我娘都不瞒，主任怎么说人家是‘勾引’我？要是连接近接近也成了犯法的事，那还自主什么?主任又说我自愿嫁给他孩子，我哪有那么傻瓜？我也是二十多的人了，放着年纪相当的人我不嫁，偏看中了他十四五岁个毛孩子？要不是强逼，为什么跟我爹要金镯子？”

……他（聚财）说：“我活了五十四岁了，才算见小旦说过这么一回老实话！这真是个说理的地方！”他说了这么两句话，一肚子闷气都散了，就舒舒服服坐下去休息，也再没有想到怕他们报复。

第四章中连王聚财这样的人也没再想到“报复”，这就是赵树理对“土改”中民主的发现。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发现非常多的零散化的、碎片式的“可能性”，但他都没有把这些方面作为核心来写。这是为什么？这么做“得”大还是“失”大？大而言之，中国文学的道路是不是应该走“赵树理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