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蒙中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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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看《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争论集，发现：

1，“国民性”这个词，原来早于鲁迅的使用已经出现了，并不等同于“国民劣根性”，而是类似于如今说“民族性”的意思。
2，郭沫若在1923年创造社的刊物里就把“资本主义”树为敌人，只是此时尚不知道该怎样对付这“资本主义”，只好说说“我的我要爆了”。相比之下，成仿吾后来的“向左转”就变得太快了，因为这个时候他还积极提倡着“新文化运动尚未结束”呢。哪里晓得过了个三五年，就把这段文学史说得只剩下历史价值了。
3，学衡派、甲寅派等等，实在不值得多费功夫细考，尤其是章士钊，看他实在作孽，提出来的反对意见和白话文运动尚处提倡阶段的批评竟无二致，由此也可见这里的辩论实在不是什么“愈辩愈明”的情况：新文化运动乃古今之争无疑，这是非常显然的，不用做文章辨析。最明显的就是，钱玄同或许会说：莎士比亚又咋地？
4，“新文化运动”背后的理论底线，端在周作人《人的文学》一篇而已。

5，林纾做的《妖梦》里，把一班地狱里开“白话学堂”的教授们称为“狂人尔”。有趣的是，当有人问阎罗不管管么？林纾说：阳间无政府，阴间哪得来阎罗？
6，康白情、俞平伯等人的白话诗，的确让人喷饭。成仿吾的点评，更其刻薄。